李广田详细资料

李广田于 30 年代初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同时步入文坛，成名于 30 年代中期。抗战时期，他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大，胜利后复员北上，先任教于南开大学，后接受朱自清先生邀请，任教于清华大学。教书之余从事创作，兼教授、学者、作家于一身。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和北大、清华、南开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广田先是在戴望舒主编的《现代》杂志和杨晦主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开始发表诗作。同时发表诗的，有当时外文系同学卞之琳和哲学系同学何其芳。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这三个先后迈进“汉花园”的青年，时时都在关切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他们把对人生真谛的探索表述在自己的诗里，心心相印，步步耕耘，并互相倾吐自己的思想。何其芳在《还乡杂记·序》里说，“就是在这时候我开始和两位同学常常往还……在那两位同学中，一个正在字斟句酌地翻译着一些西欧作家的散文和小说，另一位同学也很勉励，我去找他，他的案上往往放着尚未读完的书，或者铺着尚未落笔的稿纸……于是我开始了不分行的抒写。”这两位同学指的就是卞之琳和李广田。卞之琳在云南版《李广田散文选·序》中说：

　　“当时，每天清晨，我注意到我们前边的有小树夹道的狭长庭院里，常有一位红脸的穿大褂的同学，一遍消消停停地踱步，一边念念有词的读英文或日文书。经人指出，我才知道他就是李广田。同时，在‘红楼'前面当时叫汉花园的那段马路南边，常有一个带着深度近视眼镜，一边走一边抬头看云，旁若无人的白脸矮个儿同学，后来认识，原来这人就是何其芳。”“其芳先在大学办过一个同人小刊物叫《红砂碛》（格式仿《语丝》和《骆驼草》），广田较后办过一个同人小刊物叫《牧野》（字已横排了）。两个小刊物的名字叫人看得各有家乡风味（《红砂碛》是四川万县的一个地名）。 我把两位主编先生拉到一起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当中，在为人处世方面，还是广田不愧为老大哥。”

　　后来，卞之琳把他们三人的诗合编为一集，题名《汉园集》， 1934 年交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出版。由于《汉园集》在新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便被现代文学史家称为“汉园三诗人”。

　　写诗的同时，开始写散文。第一本散文集《画廊集》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于 1936 年出版。李广田的老师周作人为该书写了序言，赞扬作者“艰苦卓绝的生活与精神”。《画廊集》中的文字，都是从作者的故乡这一特定的“画廊”里“一些平常而又杂乱的年画”中，向人们诉说一个太狭太小又太缺少华丽的世界，一个朴野的小天地里童年的梦幻。李广田把这些过往的时光拾掇起来，贮藏在记忆中，然后再开始长途跋涉，就好像骆驼贮藏了水，是为了长远的沙漠之行。

　　《画廊集》中有几篇文章是专门介绍用英语写作的马尔廷、怀特、何德森三位乡土作家的。他认为，马尔廷等的散文充满田园的诗趣、泥土的气息，反映的淳朴的人生和诗的静美，宛如一朵野花、一粒原野的细沙那么平常而亲切，使人能在平庸的事物里找到美与真实，给人以新的感印。李广田还把他们的作品称为“人格的记录”、“永世的乡土文学”。当他的注意力转向日本文学的时候，正是他醉心于周作人一派提倡的散文小品的时候。周作人译介过石川啄木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李广田也翻译过啄木的作品，十分赞同啄木的诗论。在某一点上，马尔廷的艺术理论与晚了一个世纪的石川啄木的诗歌理论达到了和谐的默契，而这种契机正是李广田自己早年的创作所追求的。马尔廷要探寻“原始的真的诗之诞生”，他说：“有多少顶可宝贵的诗歌，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真正的作者是人民，恰恰是这种诗歌，生命最久长；石川啄木则提倡“把两脚立定在地面上而歌唱的诗，是用和现实生活毫无间隔的心情歌唱出来的诗”，艺术，不是贵族宴席上的肴馔，离人民的生活十分遥远，而是像生活的椒盐一样和人民须臾不可分离，是一种“可以吃的诗”。两个不同的国度，又并非同一时代的作家提出了多么切近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当然，两个作家的不同是明显的，“啄木是一个抱有社会思想的诗人”，马尔廷、怀特他们不过是用艺术之手描绘了造物之奇丽，而啄木则用自己的诗歌为反对现存制度而斗争。李广田不仅在理论上译介、比较了他们的思想、理论和风格，而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同时汲取了双方面的营养。

　　从《银狐集》开始，李广田的散文“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抗战爆发前出版了《雀蓑记》；之后，便是战争，把他和他所带领的学生抛向流亡的旅途，两年的流亡生活，八千里路云和月。穷山荒水、饥饿寒冷、盗匪疾病——这就是他们流亡途中的路程标。“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吧，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所以这些记行的文字集书出版时叫《圈外》，再版时才改成《西行记》的。《西行记》里的文字记载了生活在荒山僻野中的百姓，衣不蔽体，是不果腹，住的是绳枢翁牖，即便是城镇上，也是妇孺丐者遍街巷；也记载了土匪、兵燹、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抓丁抽粮，数不尽的罪恶，看不尽的黑暗。

　　1941 年，李广田辗转到达昆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成立西南联大，总校在昆明。大批民主教授、进步学者荟萃，各种社团空前活跃。李广田除在中文系任教外，还担任了文艺社导师，和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领导学生的文艺活动，办刊物，出周报，举行各种集会，宣传抗日，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他从乡土出发，越走越远。思想的成熟带来了创作的丰收，这一时期出版了自选散文集《灌木集》、《回声》、《日边随笔》、，短篇小说集《欢喜团》、《金坛子》，论文集《诗的艺术》和以自己生活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引力》。

　　《引力》是他唯一的一篇长篇小说，先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后由晨光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在东邻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概因为它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先是日本的中国研究所出版了冈崎俊夫的节译本，后来，《中国语杂志》又发表了吉田浩的另一节译本。 1952 你那，岩波书店出版了冈崎俊夫的全译本，截至 1959 年 4 月，一连再版了 11 次。接着，日本学术界和文艺界不断发表评论文章，有的把《引力》中的梦华比诸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有的把它比诸都德的《最后一课》，有的探索了小说在日本拥有众多读者的原因。中岛健藏先生指出：“冈崎俊夫在 1952 年翻译的李广田的《引力》，是日本读者受到强烈的感动。那是有矛盾的《腐蚀》翻译出版之前，许广平的《夜记》和郭沫若的《亡命十年》等作品尚未翻译的时候，李广田的这部作品，对日本读者起了‘苦口良药'的作用，乃是当然的事了了。”这部小说它所表达的反侵略、反压迫、愿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主题引起了日本读者的共鸣，在中日文化交流的长河中早已把和平、友谊的种子播在了两国人民的心田。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大地上被内战的烟云所笼罩，人民用留血换来的胜利霎时间被内战的炮火所断送。 1945 年 12 月 1 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联大、云大、师院等校的学生为反对美蒋发动内战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李广田支持学生的罢课斗争，参加各种演讲会、时事晚会、为四烈士守灵和路祭活动。李广田写下杂文《不是为了纪念》和诗《我只见有人控告我》，毅然用真名发表。后来，他在《日边随笔》的序中写道：“从一二。一惨案以后，就连那座古老的近日楼也变成了战场，这正应了我们时常引用的那句话：‘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严肃的工作'；一边是昧着良心造谣中伤，一边是青年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人民说话。这一斗争，今天还在坚持，正在扩大，这成了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一二。一”惨案是全国政治的缩影。昆明的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昆明的斗争，是全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现实擦亮了他的眼睛，他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坚定了信心，抛弃了“日边清梦断”的幻想，投入到巨大的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他终于写下《日边随笔》中那些揭露或讽刺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战斗文字。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经过长期英勇抗战、流血奋斗的全国人民，渴望过安定和平的生活。但是，严峻的现实打碎了人们的幻想，事隔半年，闻李惨案发生，李广田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他说：“尤其是闻先生的死，使我了解了更多的事实，也确定了我更大的信念。”这更大的信念，就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学习和人民必胜的信心。这种信念既反映在这时期的创作中，也反映在这时期完稿的一部理论著作《文学论》中。

　　《文学论》，写成于 1946 年 5 月，动笔当比这更早。此前，，《文艺书简》、《创作论》、《文学枝叶》等书都是《文学论》中的一支，都是枝叶的部分，树干则是《文学论》这部著作。但它的全貌当时没能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书稿产生在他大量艰苦的创作实践之后，是他文艺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他多年从事文学教育的产物。在《文学论》中，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解释文学现象，阐明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文学的特质、文学的社会功能等。全书结构严密，逻辑性强，引用古今中外作家作品达一百二十余种，在抗战时期那种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学术环境中实属难能可贵。

　　关于文学的基本特质的论述是《文学论》一书的核心内容，可以看到，作者严密的逻辑推理完全是在纵横比较中进行的。文学的基本特质之一是形象的表现，通过比较研究，清楚地看出什么是具体描写、本质描写；什么是非本质、非典型的表现。文学的基本特质之二是艺术的手段，作者把明白确切与含蓄暗示想比较、刻意描写与朴实陈直相比较、自然成文与剪裁结构相比较，说明艺术的手段属于形式问题。文学的基本特质之三是通过艺术形象勾勒一个完整的世界。作者以梵乐希的诗《命运女神》为例，认为它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意境，相反，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露上青天”虽是名句，却只制造了一个和谐的意象，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墨雷在《纯诗》中说，诗是经验的传达；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诗是经验的集中；雷达的《论纯诗》中说，诗由互相矛盾的东西组成；梵乐希在《论诗》中说，诗境是新世界焕然觉醒所致。综合比较这些说法，作者指出，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经验的集中和融化，最终造成一个完美的世界。

　　《文学论》一书对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价值等都进行了比较研究。遗憾的是，这部 40 年代脱稿的比较文学论著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直到 80 年代才得以和读者见面，从完稿到出版，历时 36 年之久。当书出版的时候，作者已去世已 14 年了。如果 36 年就能够面世的话，也许能在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历史中较早地留下一个印迹。西南联大复员后，李广田在南开大学任教，由于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的“五二○”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为形式所迫，转至清华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创作很少，他的兴趣转到了文学批判方面，认为“今天应当建立一种严正的文学批评，以配合今天的政治文化工作”。《论文学教育》等均在此时结集出版。这些评论文章，产生在多年的创作实践和教学实践之后，饱含着他对创作甘苦和文学教育的体味与认识。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李广田调任云南大学校长。他重返昆明，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 16 年。繁忙的教育行政事务占去了他很多时间，但他仍然坚持在中文系任教，坚持创作。云南大学在他领导的十余年间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建设骨干和科技人才，事事处处渗透着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心血。人们都说，“李广田是用诗人的气质办大学”，人们又说，“他把教育家的热情写进了他的诗里”。

　　李广田晚年创作不多，有诗集《春城集》、自选集《散文三十篇》、《花潮》、《山色及其他》是他留下的最后几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此外，他整理了德宏傣族叙事长诗《线秀》，重新整理并修订了撒尼人长诗《阿诗玛》，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作为文学家，他留给后人的丰厚的文学遗产诗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他的人格的忠实记录；作为教育家，他的“教育诗篇”将在继往开来、万古长青的教育事业中永留芬芳。